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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1:天人合一的科学
第六讲:君子之学在今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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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讲是天人合一科学的最后一讲。天人合一科学是天人心学的基础,以后的所有专题,都以这六讲为先决知识。分析、批判、吸收所有关于人的学说,它都是标准和工具。它有五个要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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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,四维架构。第二,意识形态与物质的分别。第三,人是每时每刻都需要外在生命能量以维持人的存在——理性、良知、天赋、情感、艺术品味等等。这外在生命能量就是天道,是生命源头本身,而同时不与人分离。第四,人被赋予一个独特的接受和显现天道的生理功能,慎独就是这生理功能的运作。天道每一刻都主动对人赋予生命,不是无内容的抽象生命,是具有理性、良知、天赋、情感、艺术品味的內容的生命。第五,社会的和谐和繁荣与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慎独熟练程度成正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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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五点有两个引申。第一,慎独不是只看自己与道不可分离,事实上全世界八十三亿多人都是道不可分离,这就是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的事实,不是意识形态。第二,因为所有人都在道里,人既是独立体又属于群体。这两个引申的体验可见于王阳明的心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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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我介绍慎独工夫的六面。

第一是集,清除干扰、集中意志、确立接收姿态。

第二是守,维持接收状态,不忘记、不强迫、不预期、不中断。

第三是诚。《中庸》说:“诚者,天之道也;诚之者,人之道也。”《说文解字》说,诚是信。信实是天之道,人的方面,是信靠与人不分离的天道。

第四是诊,检测偏移。

第五是验,确认成果。

第六是扩,将个人状态带入人与人之间的活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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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所说的,就是天人合一的科学理论与实践,统一来说,就是君子之学。君子在这里没有男女之分。《说文解字》说,君,尊也。尊贵的意思。读儒家和道家的经典作品,就是用自己的君子之学,来分析、欣赏和吸收作者的君子之学。《说文解字》和《说文解字注》是查考字义的好工具。以后我会以经典赏析为专题,向大家分享我的发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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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有教天人合一的科学理论与实践吗?学校容不下君子之学。学校是生产会呼吸、懂守法的工具,不是教人做君子。一些年轻人仰慕经典作者的大名,恐怕大都落在中国哲学家手里,阅读思想,预备考思想试,本来的豪情壮志很快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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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哲学”这个学科名目本身,就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。日本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西周,在1874年前后用“哲学”这两个汉字翻译西方的philosophy。这个译词随后在东亚传播开来。东京大学成立后,文学部设立“哲学科”,“支那哲学”(中国哲学)作为一个学科概念随之出现。井上哲次郎在东京大学开设《东洋哲学史》讲义,第一次用“哲学”的范式来梳理中国传统智慧,这就是东亚学界讲述“中国哲学”的起点。问题在于,西周翻译philosophy时,对西方“哲学”的内涵理解本就不足,把中国传统中那些原本不是“思想”、而是操作和体验的东西——慎独、集义、抱一、致良知——统统重新编码为“哲学思想”。所以“中国哲学”从诞生那一刻起,就带着一个内置的扭曲:它用一套从西方借来的“思想”框架,去装那些本来就装不进去的东西。后来中国的“中国哲学史”学科,从胡适、冯友兰开始,基本上沿用了这个日本传来的框架。教授们把儒家文本读成“思想”,不是他们个人的失误,是这个学科从命名那一天起就设好的轨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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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君子之学,必先否定“人是人的身体”。这问题就很大。因为所有现代关于人的学科,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,都容不下“人不是人的身体”这立场,更不用说有一个有意志、有感情的道与人不可分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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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容不下君子之学,有它的经济原因。资本化的社会需要一种零和竞争,就是鲁迅所说的“人吃人”。当人常常处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处境,才能被逼出全力去工作。考大学是这样,考科举是这样,在任何工作单位都是这样。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需要一个配合的人观。“人是身体”,或者“人是构成身体的化学元素”,是最能配合的。因为如果你的本质是身体,你的价值就可以被量化、被定价、被交易。如果你的本质是一个不能与天道断的连接,你的价值就不能被量化,你就不能被当作资本来运作。美国在允许黑奴的时代,法律不把黑人当人,黑人只是财产,就是这原因。家庭成员互相做买卖,总觉得失了感情,也是同一个原因。追溯从哪个时候开始,西方的大学开始坚持科学一定要接受“人只是身体、只是细胞”,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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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台复式显微镜大约在1590年发明,由荷兰米德尔堡的眼镜制造师汉斯·詹森和扎卡里亚斯·詹森父子共同制造。细胞最早是在1665年由英国科学家罗伯特·胡克发现的。当时他在复式显微镜下观察软木塞的薄切片,发现了许多微小的蜂窝状小室。这让他想到了修道院里僧侣居住的小房间,拉丁语叫cellulae,于是他首次将其命名为“细胞”,cells。荷兰科学家安东尼·范·列文虎克在1674年使用自制的高倍单式显微镜,成为第一个观察到细菌和原生动物等活细胞的人。德国科学家马蒂亚斯·施莱登和西奥多·施旺在1838年共同提出了基础的“细胞学说”,指出所有植物和动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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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科学将“灵魂”排除出研究范畴的过程是渐进的,主要发生在 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,并最终在 19世纪末 随着心理学正式脱离哲学和神学、成为一门实验自然科学而彻底确立。西方大学并没有在某一天突然宣布,科学必须把人看作身体和灵魂两部分。这个过程是分三步发生的,每一步都留下制度上的痕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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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步在十七世纪。笛卡尔把心灵和身体切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。身体是广延的,占空间的,可以测量;心灵是思想的,不占空间,无法测量。这个切割进入大学之后,解剖学和生理学获得了一个工作前提:身体可以当作一台机器来研究,不需要同时处理灵魂。灵魂被留给了神学院和道德哲学。这不是说每一个解剖学家都不信灵魂,而是说解剖学不必处理灵魂也能正常运作。制度上,身体被交给了自然科学,灵魂被划出了自然科学的边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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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在十九世纪。一八七九年,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。心理学在此之前长期隶属于哲学系,讨论的是灵魂、官能、意识。冯特这一步的关键不在于他否定了灵魂,而在于他把关于心灵的研究重新定义为可以用实验测量、用生理机制解释的对象。心理学从哲学系独立出来,成为一门自然科学。这意味着人的内在那一半,从此被纳入自然科学的制度框架,而不是继续留在形而上学或神学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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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在二十世纪初。一九一三年,华生发表《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》,主张心理学必须抛弃一切主观概念——意识、感觉、知觉、内省——只研究可观察的刺激和反应。行为主义否认意识是科学心理学的合法对象,认为只有被观察的行为才值得研究。这一步的制度后果是: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许多大学心理学系里,心灵这个词从课程和研究纲领中消失了。心理学变成了行为科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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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步合起来,才构成了那个局面:十七世纪,身体被交给机械论,灵魂被划出去;十九世纪,心灵被改造成实验科学对象;二十世纪初,意识从心理学中被清除。大学科学话语里关于人的研究,最后只剩下可观察的身体和行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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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那个靠持续输入维持的、整全的人,从学科分工的一开始,就不在任何一个系的管辖范围之内。因为每一个系都只分到了一块,而那块被分到的东西,已经不再是那个靠连接活着的整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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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没有经历西方那种“身体归科学、灵魂归神学”的笛卡尔式切割。中国现代大学里关于人的研究,是在“西学东渐”的压力下,以“科学”为名,用另一条路径完成了分割。这条路径同样分几步,只是每一步的推动力和形态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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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步发生在晚清到民国初年,核心是“学科”这个框架本身被移植进来。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是经、史、子、集,没有一个叫“心理学”或“哲学”的格子。1912年,北京大学设立“哲学门”,1919年改称哲学系,课程里包含心理学、伦理学、宗教学、社会学。这一步的意义不在于它讨论了什么,而在于它制造了一个叫“哲学”的容器,然后把中国传统思想里那些关于心、性、天、道的讨论,重新分装进去。分装的标准,是西方哲学系的科目表,不是文本自身的结构。

心理学很快从这个容器里独立出来。1917年陈大齐在北大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,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。心理学系的成立,意味着关于“心”的研究被从哲学中切出来,交给了一个以实验和测量为方法的独立学科。这一步与西方冯特的事业在时间上相距不远,动力也相似:要让关于人的内在研究获得“科学”的资格,就必须把它从哲学的思辨中分离出来,改造成可观察、可测量的对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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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,中医的命运展示了这条路径的另一面。1929年,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“废止旧医案”,试图从制度上全面禁止中医的教育和执业。提案者的理由很直接:中医的理论(阴阳五行、脏腑经络)缺乏“科学基础”。虽然该案因中医界的激烈抗争而未能执行,但结果是深远的:中医为了获得体制内的生存空间,主动向西方科学的话语靠拢,开始用“科学”来重新阐释和改造自身的理论与教育体系。西医则凭借与现代国家治理和科学技术的绑定,逐步占据了医疗体系的主导地位。中西医学的二元对立,从此不只是一个学术分歧,而是一个制度性的等级关系:一方是“科学的”,另一方是需要被“科学化”才能存活的。

第二步,也是最剧烈的一步,发生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。这次调整以苏联模式为蓝本,目标是培养专业化的人才,将综合性大学拆解为单科性学院。在学科分割的意义上,这一步比民国时期的任何举措都更彻底。心理学系被取消,清华和燕京的心理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,变成一个“心理学专业”。一些学科,如社会学、政治学、人类学,则被整体取消。这意味着,关于“人”的研究被按计划经济的人才需求重新编排:哲学系负责意识形态和思想教育,心理学被压缩成一个依附于哲学系的教学单元,而关于社会、文化、制度如何塑造人的那些维度,则直接从大学版图上消失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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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条中国路径与西方路径的差别在于:西方是先有一个“灵魂/心灵”的范畴,然后逐步把它从科学中排除出去(笛卡尔划界、冯特收编、行为主义清除)。中国没有一个现成的“灵魂”范畴等着被排除;中国面对的是整套传统学术分类的瓦解,以及一个新框架的强行植入。在这个植入过程中,那些无法被装进“哲学”“心理学”“医学”这些新格子的东西——比如“慎独”作为一种生理性的接收机制,“天人合一”作为一种可验证的生命结构——从一开始就不在任何一个系的管辖范围之内。它们不是被某个学科“排除”的,而是在学科分工的图纸被画下来的时候,就没有被分配到一个格子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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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,在中国现代大学的学科版图里,那个靠持续输入维持的、整全的人,同样无处安放。原因不是某个学科刻意否认它,而是没有任何一个系的成立,是为了研究它。哲学系研究“思想”,心理学系研究“行为”和“认知”,医学研究“身体”,社会科学研究“结构”。每一个系都分到了一块,而那块被分到的东西,在离开整体之后,已经不再是那个靠连接活着的生命。这与西方路径的终点是相似的,只是抵达的方式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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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学生走进大学课堂,想读《中庸》。他期待的是读原文,读懂那句话在说什么。但他拿到的是什么呢?是一本《中国哲学史》教材,里面有一章叫“中庸的哲学思想”。老师讲的是“天命之谓性的本体论含义”“慎独的修养论意义”“中和的宇宙论结构”。考试考的是这些概念的定义和它们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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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学生很用功。他把这些概念背得很熟。你问他“慎独”是什么,他能答出来:慎独是儒家的一种修养功夫,指人在独处时也要谨慎戒惧,遵守道德规范。你问他“天人合一”是什么,他能答出来: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,主张天道与人道相通。他答得又快又准,考试能拿高分。但他读到的不是《中庸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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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件事比“学科没有位置安放某个东西”要严重得多。如果只是没有位置,那这个东西至少还在,只是没地方放。你可以找到它,只是它不在任何一个系的课程表里。但“被改造成思想”不是这样。它是把一个活的文本,重新编码成一个从西方哲学借来的框架能处理的“思想对象”,然后把那个替代品放到课程表里,告诉学生这就是《中庸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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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替代品看起来是完整的。它有概念、有命题、有体系、有发展脉络。学生读完之后,不会觉得缺了什么,因为他手上有一个看起来完整的东西。他甚至会觉得“我读懂了中庸”。但他读到的是关于《中庸》的“思想”,不是《中庸》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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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改造不是某个教授心血来潮干的。它是跟着整套现代大学体制一起进来的。哲学系需要“中国哲学”这个二级学科,学科需要“思想”作为研究对象,论文需要“诠释”作为方法,期刊需要“创新观点”作为发表标准。这一整套机器运转起来,儒家文本必须被加工成“思想”,才能成为这台机器的原料。不被加工成“思想”的文本,在这台机器里没有位置,也生产不出论文,也拿不到职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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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加工不是可选的,是必须的。而加工的方向是固定的:把操作变成概念,把活的变成死的,把“慎独是生理接收机制”变成“慎独是一种修养观念”,把“天人合一是可验证的生命结构”变成“天人合一是一个哲学命题”。改完之后,文本被装进了“思想”这个格子里。格子是满的,但里面装的东西,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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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改造之所以比遗漏更严重,是因为它制造了一个替代品,而这个替代品把位置占了。读者看到“中国哲学史”里有“中庸思想”这一章,他不会问“那个活的文本去哪了”,因为他以为他已经读到了。真正的东西被替换了,而读者不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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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麻烦的是,这个替代品还会自我繁殖。一代一代的学生读着“中庸思想”长大,考上研究生,写关于“中庸思想”的论文,毕业后成为教授,继续教“中庸思想”。他们从来没有读过那个活的文本,他们读的是关于文本的思想。然后他们教出来的学生,也读关于文本的思想。这个循环运转得越久,那个活的文本就越难被看见,因为所有人都以为“中庸思想”就是《中庸》。

这就是为什么教君子之学,必先否定“人是人的身体”。不是先讲一套新理论,是先把那个替代品拿开,让学生看见底下还有一个东西没被读到。那个东西不是“思想”,是一个活的、靠连接活着的、断了会枯干的人。它不在任何一本《中国哲学史》教材里,因为教材的格子是为“思想”准备的,不是为它准备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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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把它放回去,不是把格子改大,是把格子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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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逆转这个局面?不是靠一篇论文,不是靠一个学科,是靠一条一条战线上的实践。具体怎么走,我在以后的专题里探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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